最近看到一些認識的小學、中學老師也在Facebook上按讚執政黨政治人物或親執政黨KOL、側翼的貼文，對於大陸在兩岸問題上的「警告」則當笑話看，實在是心裡一頓煩噁，不吐不快，但是又考慮到維護關係，實在不想挑明說，只好一股腦發洩在這裡。
- 在極端不對稱的實力結構下，小國家或地區再怎麼強化武裝，只可能改變「戰爭成本」，幾乎無法改變「戰爭結果」。而提高成本並不一定提高安全，反而可能提高對方「先發制人」的誘因。
- 嚇阻成立的前提是：對方是風險厭惡的、對方的核心利益未受挑戰。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台灣議題是核心主權敘事，是大陸窮盡一切代價也不會放棄的。
- 一邊說「要避免戰爭」，一邊卻不斷強化軍事對抗姿態，這會被解讀為「準備改變現狀」。結果對內雖製造了安全感，對外製造強烈的不安全感。
- 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不是「保護台灣」，而是「管理中美衝突節奏」。台灣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某一天「保台」的成本高於「放手」的成本，美國沒有任何結構性理由一定要介入。
- 在現在的台灣，戰爭有被輕率地談論、被英雄化、被動員成政治口號的傾向。George Orwell曾說：「所有的戰爭宣傳、所有的叫囂、謊言與仇恨，幾乎都來自那些不上戰場、也不必為後果付出代價的人。」對於真正承擔風險的小島而言，理性的安全策略，不是不斷推高對抗門檻，而是盡可能降低自己成為戰場的必要性。
Q：那你應該去跟習近平講啊（某人說的：「抗議的話要去天安門」），是他先拿著飛彈對準台灣的，是他不放棄武力犯台的！
A：我不是在討論「誰對誰錯」，而是在討論「台灣作為一個無法左右對方決策的小體量行為者，應該如何降低自身風險」。我無法要求習近平先生改變政策，但這不代表台灣就可以不檢視自己的行為是否在結構上推高衝突風險。國際及兩岸政治從來不是「對方有錯，我方就不用承擔後果」。且分析對方的動機與行為邏輯，是為了避免誤判，不等於認同或支持。軍事與外交策略如果建立在道德憤怒而非現實判斷，最後付出代價的只會是自己。正因為我不可能影響習近平先生的決策，所以台灣才更不該採取高度刺激、不可逆、賭運氣的策略。如果連對方的行為都無法控制，卻還不斷推高對抗，那真正不負責任的是誰？習近平先生會不會改變，不在台灣控制之內；但台灣選擇降低風險還是放大風險，完全在自己手上。
Q：你這樣是「譴責被害人」！
A：在哆啦 A 夢裡，胖虎打大雄，胖虎當然是錯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但如果大雄明知雙方實力極度不對稱，卻一直在那邊說，「諒你不敢來打我啦，你打我我就去告訴老師，讓你受罰」，最後胖虎受不了了海扁了大雄一頓，胖虎固然是不對，但是痛在身上，實際受苦受難的還是大雄啊！ –> 當衝突真的發生時，道德上誰對誰錯，並不能減輕大雄實際承受的傷害。即使事後胖虎被處罰，也無法回溯、抵消或減少大雄已經挨的那一頓打。
更殘酷的是，在國際政治裡，這個能即時介入、制止暴力、並確保懲罰一定發生的「老師」，往往根本不存在，或者只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才出現。弱者在當今地緣政治中的處境，其實就和大雄一樣：誰對誰錯可以說得很清楚，但誰會受傷，卻早已由結構決定。把安全寄託在「對方理性」或「第三方一定會出手」，本身就是一種高風險賭博。在沒有可靠「老師」的世界裡，弱者最不該做的，不是講清楚誰有錯，而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對方一定會被懲罰」的假設上。
Q：那我們難道只能縱容中國大陸「軟土深掘」嗎？
從我的觀察發現，部分政黨的支持者常常存在這個世界「非善即惡」、「非黑即白」、「不○○○難道要×××」的二元對立架構，這樣的想法不僅天真，也與同一群人常常支持的「多元文化」、「LGBT+權益」背道而馳。有些人認為「性別認同」可以是光譜，但兩岸就是「要嘛全面對抗、要嘛軟弱退讓」的零和賽局。
兩岸政策不難道也可以是光譜，而非二元對立嗎？不把局勢推向軍事對抗，就等於縱容嗎？你當然可以不接受對岸的政治主張，而且是否接受，本來就不是對方能單方面決定的。但「不接受」這個立場，和「採取什麼方式來表達、維持這個立場」，或「願意在什麼前提做出什麼樣妥協和讓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而這正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我們要問的不是「可不可以說不」，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是否有能力承擔把這個『不』說成不可逆衝突的全部後果」。真正容易被「軟土深掘」的，往往不是克制的一方，而是把自己逼到只剩下單一對抗選項的一方。一旦把局勢推到非打不可，弱者反而失去所有調整空間。小地區最大的錯誤，不是被人得寸進尺，而是為了證明自己不軟弱而主動走進一個承擔不起的對抗場景。
我記得我在上北京大學王杰老師開設的《音樂與數學》課程時，講到「律制」，說到古人為了和弦的好聽、純粹，發明了各種律制，然而「三分損益」會造成「旋宮不歸」、「五度相生」則有「畢達哥拉斯音差」，後來出現的「純律」等也有各自的問題，最後怎麼辦？「十二平均律」！把兩個八度之間拆成12個半音（為什麼是12，不是8、10、13等數？歡迎選修王杰老師的《音樂與數學》，傾情推薦），強行賦予每個半音一個 的頻率比。結果是：大三度頻率比不是好聽的5:4、純五度頻率比不是好聽的3:2，沒有任何一個音程是「最完美」的，但湊合湊合還能聽，於是音樂得以延續至今。
曾在國際組織任職的奧地利化學家 Kurt Ludwig Komarek 說過一句話：
“We cannot make everyone happy, so we try to keep everyone equally unhappy.”
十二平均律，正是用「equally unhappy」的方式，解決了數學上不可能同時滿足的約束條件。
數學如此，國際政治如此，兩岸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完美解，而在於如何在不可解的結構中，尋找風險最小、代價可控的解法。遺憾的是，十二平均律那種簡單粗暴的平均方式，並不能直接套用在兩岸關係上；這個「equally unhappy」要如何實現，極度考驗政治智慧。
最後補充提一點，以我自己在大陸生活的經驗，大陸真的那麼「不自由」、「不正義」嗎？如果大陸當局真的做什麼事都「不管不顧民意」，又怎麼會有這麼多官員因為重大公安、食安、衛生事件而落馬？大陸真的像某黨說的那麼可怕嗎？大陸真的對台灣人民不好嗎？如果不好怎麼又要簽ECFA，又要張開雙手歡迎台灣人來大陸走走看看呢？唉，留待之後再詳談，但想必是無法叫醒裝睡的人。